那些与之相抵触的原则，即倡导法院不应认征兵法为违宪的观点，同样包含了道德问题。

如果我们频繁地通过寄生性的方式行使权利，又缺乏经由道德论证和说服来改进权利实践的意愿和能力，权利实践就会因失去内在道德的支持而自我挫败。]〕 其次，一般权利与具体权利的关系，不是归纳性而是证成性的。

其表达式通常是X算作Y（X counts as Y）或者在情况C中，X算作Y（X counts as Y in context C）。但是，假如P拥有一项权利，P就可以做其本来不可能做的事情，也就是在其选择不能成为Q的共同裁断时，正当地将Q置于特定义务之下。但这会使道德对这些事项失去管辖权。换言之，有做A的权利这一说法本身就预设了下述主张：权利可以独立于行为对错的道德评价，而对行为或选择提供保护。做错事对个人福祉缺乏一般的重要利益，不像婚姻、出版、言论一样是独立的一般权利类型。

条件（2）意味着由权利主体来控制他人的义务，对权利主体的福祉有重大利益。拉兹的中间结论观点就是一种权利工具论观点。在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引入和强调，目前还主要局限于法律的学术研究。

社会科学中的核心概念，例如选择、决策，甚至更微观的概念，例如有限理性、信息成本，都会让法律从抽象变为具体，有助于增强法律的正当性。五、社会科学与后果判断 社会科学判断不仅用来理解事实问题，同时也可以贯穿于案件的整个法律适用过程。但足够的事实已经表明四倍利率严重背离市场，银行的个人信用贷款业务普遍存在规避四倍利率的现象。例如，《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列举了7种法定证据。

强调后果导向的司法裁判，更注意在追求形式法治的过程中实现法律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以尽可能减少法律与社会之间的隔阂。总的来说，司法实践中引入社会科学，可以从宏观社会结构、微观社会互动和微观个体三个视角加以理解。

而要对这些比较的事实差异加以精确处理，不但需要逻辑、理性、直觉和经验，更需要社会科学判断。最后得出结论：沃尔玛公司经理当中女性缺乏代表的规模、普遍性和一致性，表明这种缺乏代表是深植于该公司组织文化和全公司的就业态度、政策和实践中的，后者反映并维持前者。不少学者认为，法解释学以及具有家族类似特征的法教义学，围绕司法裁判来展开，成为法律职业的基本训练。但法院最终认定司机导致甲乙死亡都属于交通肇事罪。

(二)司法解释中的立法事实 与裁判文书中出现社会科学理由不同，社会科学知识往往并不出现在司法解释文本之中。但科学知识作为证据准入标准，经历了从专门领域被普遍认同标准到有助裁判者理解标准的阶段。在裁判文书中涉及专家意见的表述如下： 本院审查认定如下：证据1实为RBB经济咨询的Derek Ridyard出具的专家意见。从国外经验来看，不仅是英美法系的美国，即使是同属大陆法系的日本，受怀疑精神的影响，在战后也出现了关于法律的解释和适用的几种有弹性的见解。

当商标申请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利益平衡。大致来说，可以归纳如下几点作为本文立论基础： 第一，法律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而在判例法传统的英美法系，注重类比推理，事实问题是核心，相应的证据制度也比较发达，更利于社会科学的引入。法教义学与价值判断之间其实并不存在固有的矛盾或是无法跨越的隔阂，与此相反，现行法的制度在大部分情况下已经固定了立法者的价值判断，法教义研究是为了发现这些价值判断并对其合理性进行论证，法官在一目了然的具体案件中，只要适用法律即可，无须过问法律规定背后价值判断的合理性。

回归分析主要针对不同地区中提拔到管理岗位的女性数量、女性在整个沃尔玛公司的比例、沃尔玛与其他与其相竞争的零售商中女性受到提拔的比例、女性与男性员工在沃尔玛公司中的差异，等等。类比推理的基本步骤，首先是对已决案件和待决案件的事实比较，归纳出相同点和不同点，然后再对相同点和不同点的重要性进行衡量。三位学者作出回应，通过实验设计，让1350名来自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不同族群的美国公民，观看法院所公开的本案追捕过程的视频。(一)有影响案件中的立法事实 中国有两类有影响力的案件有立法事实的需要，因此，社会科学的引入也有必要。这一部分先讨论裁判事实与社会科学的关联性。最高法院在1993年的Daubert v. Merrell Dow Pharmaceuticals案中进一步认为，Frye标准被《联邦证据规则》取代，但这并不意味着《联邦证据规则》对据称是科学证据的准入不设置任何限制。

相关性已经成为美国证据法的核心原则。退而求其次的做法是，具有社会科学属性的证明材料，成为法官心证的范围。

法官必须从所可能导致的潜在的社会后果出发进行裁判。由此来看，视听资料以及其他新兴技术的引入，尽管更有可能呈现案件真实，但不同的受众由于自身存在差异，其认知程度各自不同，对事实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中国大陆将这称为酌定量刑情节，与法定量刑情节相对。并且，在社会科学诸领域，也并不只有经济学才能影响裁判，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乃至文学都可能影响裁判过程。

如果能够消除彼此偏见进行合作，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可以联手对抗的共同敌手是政治专断。在法律实务特别是司法实践中，社会科学如何引入，对法律人有何意义，学界尚缺乏基本共识。初审法官并非没有能力筛选证据。但就目前来看，至少在裁判文书中很少能呈现出来。

专家意见并非证据，即使是出具意见的专家出庭接受质询，可以视为法定证据的证人证言，但法官的态度仍然只是予以考虑。社会科学的核心是解释因果关系，法律人在裁判过程中进行社会科学判断，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从法律以外寻找客观性标准的科学化主张(川岛武宜)、从法律内部寻找客观性标准的利益衡量论(加藤一郎、星野英一)就是最典型的学说实例。2015年9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开始施行，取消了四倍利率的限制。

社会科学中的个体主义、理性主义、现代主义思想，与法学思想都是相通甚至相同的。或者由利益相关方主动向法院提供，法院在采纳以后，可能出现在相关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的文章和书籍中。

社会科学引入法律，打破了法学体系的神话。英国普通法之外的衡平法，就处理这样的问题。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亦即偷窃腰带钩之人受到处罚，甚而处死，可是窃国者，反而封侯，可谓一语道出不同社会阶级犯罪，存有截然不同之社会后果。大陆法系以制定法为中心，注重演绎推理，法教义学得以发展，形成教科书体系以指导法官裁判。

因为这需要对市场和案件后果进行经济分析。这不仅出现在英美法系，也出现在大陆法系特别是中国台湾地区的裁判文书中。

也因此，拉伦茨也承认：可以想像，当法官最后终于在两个均可认为正当的判断中作出抉择时，他事先已经考量过各该判断的后果(即：由各该判断将推论出的案件裁判结果)。另一方面，既然专家意见并非证据，就不应该写入裁判理由。

除了学说之外，在司法实践中，现实中的审判制度往往以各种形式超出通过一般规范的适用解决具体的纠纷这一给定的功能，在某种程度上把一般规范的制定、修改作用也纳入自身的功能范围。法官信息加工的能力是有限的，无法按照充分理性的模式去决策。